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下，吸引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关键意义。然而，近年来国际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产业链供应链从企业竞争属性向国家战略属性转变。美国通过友岸外包策略来推动供应链重塑，欧盟寻求减少对他国的依赖，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国家在全球产业布局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些因素使得我国吸引外资的形势变得严峻复杂，外资撤离的现象加剧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断链”的风险。在此背景下，中央相继提出“稳外资”基本工作目标和任务以及“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的重要指示。如何吸引外商到华投资和巩固在华外商投资信心，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税务部门致力于营造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国家税务总局于2017年和2018年分步实施了两批税收营商环境试点。随着我国税收营商环境建设愈发完善，其是否能够起到“稳外资”的激励效应？作用机制又是什么？与此同时，还需认识到，在宏观战略中依赖于单一政策手段往往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在此背景下，本文进一步探讨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与其他政策协同对“稳外资”产生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税收营商环境的优化具有显著的“稳外资”效应，并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缩小外商投资的制度距离、减少企业不确定性预期以及维护稳定的供应链关系等机制产生影响。税收营商环境试点改革与其他政策的协同效应对稳定外资流入具有重要意义，且不同政策之间的协同效应尚有待进一步提升。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第一，拓展了对税收营商环境政策效应的研究。本文从税收营商环境视角评估制度环境建设的“稳外资”效应，丰富了税收营商环境政策效应的相关研究。第二，拓展了税收营商环境作用机制的探索。本文还基于供应链传递视角，提供了税收营商环境的纳税信用供应链传导效应的经验证据。第三，从政策协同视角拓展和深化了税收营商环境的“稳外资”效应，为加快推动政策协同以形成政策合力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的政策启示意义如下：第一，通过税收营商环境的进一步优化促使外资提质增效。税务部门应通过税企联动广泛征集外资企业的需求，对其诉求进行主动研判和快速响应。进一步提高税收法治化水平，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制度距离。同时，财政、税务、工商、金融等部门应加强联动，鼓励外资企业参与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建设。第二，税收营商环境优化政策适度向技术密集型、中西部地区企业以及中小企业倾斜。第三，加强税收营商环境优化政策与其他“稳外资”举措的协同效应。制定综合性“稳外资”政策框架，在现有已出台的政策文件基础上，将诸多政策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确保政策之间的协同作用，尤其是促进“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协同。